内容摘要：在发现的汉代画像石中，车马出行图是最常见的图像之一。这主要受经济、政治、生活方式及思想文化的影响。汉代经济的发展使其带有必然性；儒家思想的孝文化与统治者实行“举孝廉”制度同时也推动了厚葬的盛行；统治者又把车马视为国力的象征；爱慕虚荣的权贵富豪们又把乘坐马车视为身份的象征。这种种因素的影响促成了汉画像石中车马出行图的盛行。
关键词：经济、政治、生活方式、思想文化
汉画像石是一种石刻绘画。汉代的画像石存在于石祠堂、石阙、墓葬和石棺之上,主要表现当时的各种信仰及主人的身份地位、生活景况等内容。
汉画像石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根据目前资料分析，汉画像石大致产生于西汉武帝以后，衰落或消亡于东汉末年，其间经过了约三百年的发展历程，其产生与发展主要受经济、政治、生活方式和主流文化思想的影响。
按照汉画像石的题材内容主要分为社会生活、历史故事、神鬼祥瑞、花纹图案四大类。其中，车马出行图属于社会生活类，它是汉画像石中最常见的图像之一。出行行列中有轺车、辎车、骈车、安车、斧车等各种形式的车辆，共12种之多。驾车的马从一匹到四匹不等，骖騑俱齐，更有驺骑导从，辟车伍佰，前迎后送，展示了封建贵族的排场和威仪。车骑出行场面的大小，既反映了高低等级的差别，也反映了人们对死后的追求。汉画像石中的车骑出行图大致可分作两类：一类是表现墓主生前的仕途经历，如嘉祥武氏前石墓即武荣祠三壁上部的车骑出行图，图上有“令车、君为掾时”、“为督邮时”、“君为郎中时”等榜题，清楚地显示了武荣的为官历程和身份地位及其各时期乘坐的车骑。山东长青孝堂山石祠横贯三壁上部的“大王车”出行图表现的祠主参加诸侯囱簿活动的经历。另一类表现的是墓主前往祠堂接受祭祀的情形。如山东沂南北寨村墓中室北、西和南门楣西段上的车骑出行图，该图前端，即南门楣西段东部是一座两进院落的祠堂，长长的车骑队伍正向它走去。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大部分的汉代墓室里几乎都有车马出行图的出现。在《中国汉画像石全集》中，大约2000块画像石中约有240多块画像石上出现车马出行图。 其中，同一单位中有一幅出行图的很多，如沂南画像石墓中室南、西、北三壁的上横额，就是一幅连接的车马出行图，正是从远方归来，经屋顶存桓表之亭，回到自己的宅院前，出行图中主车带四维杠衣，前有导车六辆，后有从车三辆，最前面为一斧车，最后为一骈车和辎车，是夫人所乘及放置衣物，斧车及辎车还加放戈、矛，以充行列中的前后兵车，另有骑吏十二人、璅弩二人、伍伯四人和最前面的持节吹管二人参照。
然而，为什么在汉画像石中会出现如此大量的车马出行图呢？这与当时的经济、政治、生活方式及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有很大关系。
恩格斯曾经说过：“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1]汉画像石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如此。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一定的保证后，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随之增强，艺术的发展成为可能。据考古研究，汉画像石的主要出土地点都是在汉代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此外，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与河南西南部的南阳，都是当时经济发达、汉画像石比较丰富、发育比较成熟的区域。
西汉初年的经济十分困难。据载“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2]由此可以看出，那时连御用马车的四匹马都配不齐同一种毛色的，而将相有的只能乘牛车。西汉王朝建立后，鉴秦之弊，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国力逐步强盛起来。“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馀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3]到汉武帝初年，只经过了七十多年时间，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改观：全国各地的粮仓都装满了粮食，财政收入富积有余，封建国家进入了强盛时期。虽有溢美之词，但也可以看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状况。到汉武帝时期，在逐步积累稳固的经济、政治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开拓四边，削弱地方诸侯王势力，实行国家垄断冶铁、煮盐、铸铁等行业的经济政策，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社会生产和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铁制的兵器、农具、手工工具与牛耕等得到较普遍的推广和使用，全国各地的文化交流和统一的文化面貌也进一步得到加强。与此同时，随着汉代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土地私有制进一步确立。自西汉中期以后，大土地所有制的地主经济得到发展，各地具有营造汉画像石墓室、祠堂力量的社会阶层或豪门集团成长壮大起来，为汉画像石墓葬的兴起提供了经济基础。特别是到东汉时期，土地兼并逐步加剧，豪强地主兼营商业，富商大贾兼并土地，形成了以大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豪强地主经济。
而作为代步工具的马车原是重要的作战工具，到了汉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才逐渐从战场上退下，成为权贵富豪的代步工具。
马车作为权贵富豪的代步工具，当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养得起的，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乘坐的。传说在奚仲做夏车正的时候，就对车定了等级，即所谓“尊卑上下，各有等级”，不过详细情节已不得而知。《后汉书•舆服志》中记载的汉代车的等级制度，是我们能见到的较早的文献中对车的等级的规定。自天子以下至太皇太后、皇太后、长公主、大贵人、公主、王妃、封君、皇太子、皇子、皇孙、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以下各有等差，规定甚是详细。比如，二千石以下的官吏，仅能用一马拉车，二千石以上至万石丞相，王公贵族，可用二至四马，天子用六马。在汉代，车是一种出行仪仗，是身份的象征，只有官员才能乘坐马车，因此，规定“贾人不得乘马车”。这便能据而判定画像石中各组车马出行图中主人的大致身份，而这也就是祠堂墓主人的身份。但因若干墓主的官位曾有升迁，因此有的祠堂或墓葬里车马出行图或不止一幅；有时为了表示主人生前曾参加过某次特殊活动，又专门增加了表现这种活动的出行图，见到这种情况就要全面分析全部画像石乃至祠堂、墓葬的形式来确定某一组出行图才是反映墓主人身份的，不过，多数祠堂或墓葬的画像石，只有一幅出行图，而一般讲，这是表现主人生前最高身份的。
虽然汉代礼制明文规定乘马车者必须是官员，但汉画像石上的车骑出行却不都是官员出行。例如，嘉祥宋山小祠堂的车骑出行，大概就是仿照武氏祠等官家祠堂底部的车骑出行的格式刻上去的（如图2），是程式化的图像，那么小的祠堂，祠主很可能是中小地主。既然只有官员才能乘马车，为什么不是官员的地主的祠堂里也有车马出行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车马出行图如此盛行？这又与当时的思想文化等方面有关。
首先我们从汉代厚葬的盛行说起。汉代的主要思想有道家、墨家以及儒家。首先，道家是古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学派。《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创始人老子死后，道家主要沿两条路线继续发展，一条是"无为主义"的政治学，盛行于战国和西汉初期的黄老学派，这派主张"无为而治"，另一条是"任自然"的人生哲学，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老庄学派。道家思想，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道家思想大力提倡厚葬。
墨家认为人死后能变成鬼神，有知有觉，与活着的时候没什么两样。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他们还拿出了“杜伯”作为论据:事情发生在周宣王时（前827年到前782年）。周宣王要杀一个名叫杜伯的大臣。杜伯对死于无辜自然不服，他宣称如果死后是无知觉的就作罢；倘若死后是有知觉的，不出三年必让周宣王遭到报应。三年后的一天，周宣王与诸侯们一起打猎。当时有车数百辆，侍从护卫者几千人。到了中午，果然见杜伯头戴红帕，身穿红衣，手拿红弓，挟着红箭，乘着由白马拉着的车，追赶周宣王不舍，最终把他射死在车上。在场的侍从都目睹了事件发生的全过程。此故事在汉代社会上流传广、影响深，再加上一些危重病人由于身体虚弱，精神恍惚，出现种种幻觉，于是人们都以为人死后与活着的时候是一样的，活着的时候所需要的一切生活必需品，死后也照样需要。因此，他们主张厚葬。
表面看来，汉代以墨家思想为主，实际上无论在政治还是思想文化上都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儒家推崇“孝文化”。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孝”是“仁之本。”他的弟子有子深请乃师的底蕴，他诠释老师的思想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4]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只要做到了“孝弟”，就具备了达到“仁”这种最高道德境界的基本条件，也就具备了做人的基本品格。孔子赋予孝较西周时期更丰富的内容。他认为，仅仅做到赡养父母，使之衣食无虞，是远远不够的。使之得到祭祀，真正的孝子，必须始终以虔诚的崇敬之心对待父母与祖先。
儒家虽然不同意墨家的论点，他们认为人死后是无知觉的，不能变成鬼。但是孝道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只有做到了“孝亲”才能“忠君”，而丧葬是否隆重，则是孝与不孝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公开反对墨家的观点，很可能会造成在丧葬上草率行事的倾向，从而为不孝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对此，他们缄口不言。因此，儒家和墨家的观点虽然不同，但殊途同归，都主张厚葬。
到汉武帝时，更是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观点。儒家思想学说无论在思想文化学术上，还是社会政治制度上逐步占据了统治地位。儒家学说所提倡的以孝为人之本的思想和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规范，适应着汉代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的经济基础，符合为巩固这种封建家庭关系和统治阶级的推崇和重视。
既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竭力提倡厚葬，那么，爱慕虚荣的权贵们当然没理由不应和。
再者，东汉时期实行“举孝廉”制度，而孝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父母等先人奉行厚葬。因而人们“崇饬丧纪以言孝，盛飨宾客以求名” [5]社会上有些人以厚葬为手段，以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他们在老人活着的时候不闻不问，死后却在丧葬礼仪上比高低，以博得“孝”的美名，显名立世。这股歪风刮起来后，甚至平民百姓也去效仿，不惜为此变卖家产。[6]
同时，汉人认为能不能找到一块丧葬用的风水好地是关系到子孙后代能不能发达昌盛的一件大事。据说东汉一个名叫袁安的人，父亲死后，他遵循母命去找一块葬地。路上遇到三个书生问他去干什么。袁安把事情一说，这三个书生即用手指着一块地方说：“葬在这儿，你这辈子就能当大官。”后来他家果然几代都当了官。[7]这个例子可以代表很多人的想法：把厚葬看成是关系子孙后代的大事。
由于这些原因，在西汉社会上逐渐形成一股厚葬风气，到西汉中期以后，统治阶级中的最高层提倡厚葬。这种厚葬之风很快蔓延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中。
在这种情况下，象征身份的浩浩荡荡的车马出行图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汉代统治者把车马作为国力的象征，车马的多少代表着国力的强弱，他们常用“千乘万乘”喻指国力与财富。这就使车马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在统治者的倡导下，封建的富豪权贵们更是把车马作为身份的象征。因此，对于死者自身来说，作为官员的他们希望自己到了地下世界照样风光；而那些生前没有乘坐马车资格的不是官员的巨商富贾们，则希望死后能够享受到这种权利，可以让自己或者亲人到冥界能够得到官位，坐上马车，过上“食太仓”的生活。这其中也包含了当时人们的一种祈望。因此，在东汉后期社会批判思潮中王符和仲长统的言论清楚地表明，到东汉后期，那些有钱有势的富豪丧葬逾制，奢华过礼，礼制王法对他们已很难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没做官者照样可以乘车，即使生前没有机会乘车，死后可以用图像的方式象征一下，到阴间也弄个车坐坐，表明自己并非寻常之辈。
总体看来，车马出行图的盛行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使汉画像石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为厚葬风气的盛行提供了物质的基础，使其发展有了一定的必然性；另外，统治阶级炫耀国力与权贵富豪炫耀身份的虚荣不谋而合。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汉画像石中车马出行图的盛行。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50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 吴曾德《汉代画像石》引自《汉书•食货志》
[3] 同上
[4]《论语•学而》
[5] 王府《潜夫论•乌本篇》，《诸子集成》第8册，上海书店，1986
[6]《汉代画像石》吴曾德
[7]吴曾德《汉代画像石》,1965,引自《后汉书•袁安传》
参考文献：
1.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M]. 山东：文物出版社，2001
2.张从军.黄河下游的汉画像石艺术[M]. 山东： 齐鲁书社，2004
3.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M]. 山东：文物出版社，2000
4.赵超.中国古代时刻概论[M]. 山东：文物出版社，1997
5.杨爱国.山东汉画像石[M]. 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6.吴曾德.汉代画像石[M]. 山东：文物出版社，1984
7.孟祥才.先秦秦汉史[M]. 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
8.蒋英矩，吴文祺.中国汉画像石全集[M]. 山东：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河南美术出版社 ， 2000
9.张子中.从汉画像石看汉代精神[EB/OL]. http://www.cnhxs.com/bbs/,2006-5-5